一、“空前绝后”的20世纪学者

腾讯文化：您曾经在文章中说过，我们现在没有培养大师的土壤了，这个大师土壤指的是什么？

刘梦溪：这个土壤就是家学，人文学科跟自然科学不一样，如果想要在学问上有大的成长，小时候的累积非常重要。20世纪初这一代学者的家学渊源特别好，这让他们积累起后人没有办法达到的根底，这个是童子功，不是说现在从小学开始念什么《弟子规》《三字经》就能积累起来的国学根底。我们没有那个环境了，像陈寅恪的父亲是同光体诗人的代表，学问名重一时，他的祖父陈宝箴是湖南巡抚，在清代胜流迭出的时期，陈宝箴也是一流的人物。

即便是同代人也不是谁都能达到陈寅恪的高度，这跟他家学的精神经历有极大的关系。我们后来经过百年的文化断层，特别我们处在中国大陆的背景之下，经过文革十年动乱，不用说传统，连学问都不要了，第一流的人物都被打倒了。文革打倒的就是各种权威，而且叫他们斯文扫地。这个影响非常之大，不是短期内就能恢复的，这个创伤不大容易治疗好。虽然现在我们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有了转变，但几十年的教育都是跟传统彻底决裂，这是一个公开的理念，长时间是这种思想占主流，那知识累积从哪里开始？大师从何而出？所以现在要寻找大师级的人物是很困难的。

陈氏一门（左为陈宝箴，中为陈三立，右为陈寅恪）

腾讯文化：家学也许现在没有了，所以当时的那种大师是不可能再出现的了？

刘梦溪：我想也不必那么绝对，在今天这种背景之下，在人文学出现大师级的人物是比较困难的，但不能绝对化。要成为人文学科的“大师”，一是要国学根底，另一个就是要了解世界。20世纪学者最大的特点，就是在传统学术方面根底深，对于外部世界的了解也相当到位。不用国际性的眼光来看待学术问题，是很难称之为“大师”的。

20世纪初的学者几乎都有留学的经验，而且都是比较年轻的时候留学，有的人在国外的时间很长。像陈寅恪13岁开始留学日本，在国外十七年，在美国、英国、德国都呆过。所以我曾经讲过，20世纪这些学者在知识结构和学术训练方面，某种意义上是“空前绝后”的。“空前”是指对外部世界的了解，对西学的了解和训练，汉代的郑康成、许慎，或者是宋儒甚至清儒，都不可能有这个条件。当然清代中期的时候，明清转型的时候，有一些学者跟西学有过接触，有过接触不等于他本人有多少西学训练，比如说他不懂外文。但是陈寅恪这些人的西学训练非常好，常常精通多种文字，像钱锺书，能自如地使用五种文字。而陈先生能够阅读的文字恐怕有十六七种。就连在国外时间最短的马一浮，英文能阅读，还学了德文，日文也懂得，你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学的，有时候就是无师自通，天才太厉害。王国维也是这样，王国维一开始学日文，很快日文就可以念了，喜欢康德，就念德文，德文也行了，当然也懂一定的英文，他们的天分太高，学问的底子太深，这个底子一开始就有。

民国学者几乎都是语言天才（左为王国维，中为钱锺书，右为马一浮）

“绝后”就是刚才说的，家学的传统后来没法子比了。其实现在的年轻人出国留学，对外界的了解也许更多，在外文的掌握方面也不一定比他们差，能掌握各种工具，但是在学养方面却不能与前辈相比。学养包括他的才华、眼光、累积、智慧，这些不是靠掌握几种工具就可以具备的。当年那些第一流的人物有这样的才华，有这样的累积，有这样的眼光。

二、“闻见知识”经过“穷理尽性”才能变成学问

腾讯文化：家学也许现在没有了，所以当时的那种大师是不可能再出现的了？

刘梦溪：我想也不必那么绝对，在今天这种背景之下，在人文学出现大师级的人物是比较困难的，但不能绝对化。要成为人文学科的“大师”，一是要国学根底，另一个就是要了解世界。20世纪学者最大的特点，就是在传统学术方面根底深，对于外部世界的了解也相当到位。不用国际性的眼光来看待学术问题，是很难称之为“大师”的。

20世纪初的学者几乎都有留学的经验，而且都是比较年轻的时候留学，有的人在国外的时间很长。像陈寅恪13岁开始留学日本，在国外十七年，在美国、英国、德国都呆过。所以我曾经讲过，20世纪这些学者在知识结构和学术训练方面，某种意义上是“空前绝后”的。“空前”是指对外部世界的了解，对西学的了解和训练，汉代的郑康成、许慎，或者是宋儒甚至清儒，都不可能有这个条件。当然清代中期的时候，明清转型的时候，有一些学者跟西学有过接触，有过接触不等于他本人有多少西学训练，比如说他不懂外文。但是陈寅恪这些人的西学训练非常好，常常精通多种文字，像钱锺书，能自如地使用五种文字。而陈先生能够阅读的文字恐怕有十六七种。就连在国外时间最短的马一浮，英文能阅读，还学了德文，日文也懂得，你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学的，有时候就是无师自通，天才太厉害。王国维也是这样，王国维一开始学日文，很快日文就可以念了，喜欢康德，就念德文，德文也行了，当然也懂一定的英文，他们的天分太高，学问的底子太深，这个底子一开始就有。

民国学者几乎都是语言天才（左为王国维，中为钱锺书，右为马一浮）

“绝后”就是刚才说的，家学的传统后来没法子比了。其实现在的年轻人出国留学，对外界的了解也许更多，在外文的掌握方面也不一定比他们差，能掌握各种工具，但是在学养方面却不能与前辈相比。学养包括他的才华、眼光、累积、智慧，这些不是靠掌握几种工具就可以具备的。当年那些第一流的人物有这样的才华，有这样的累积，有这样的眼光。

二、“闻见知识”经过“穷理尽性”才能变成学问

腾讯文化：按照曾经对于大师的标准，我们这个时代出国学大师是非常难的，是不是我们的评价标准也应该与时俱进？

刘梦溪：其实也没有人给出一个什么样叫大师的标准，学问高低当然是一个标志，但大师有时候并不在于他读了多少书，学问有多高。在某种程度上，它是指一个人学养、学术建树以及他的风度和气质。其中风度和气质非常重要，而风度和气质是由他的德行来支撑的，为人师表，要有一个道德的风范，即便学问建树不是很显著，人家也会觉得他有大师的气象。

当我们看一些真正大师级的人物的时候，他们所树立的德范和风骨让人们觉得他是大师。气象、风骨、德范，它们是支撑大师必要的条件。大师不仅仅是要写几本书，他要有积累、智慧，还需要有风度和气象。现在的学者中不大容易见到这种风度和气象。这个气象是在学问累积的基础上，精神回归本体之后能够坚挺地立在那里，这才有一点意思。但很多人把外在的知识当作了自己的知识，没有经过自己头脑的过滤，没有经过“穷理尽性”的过程，马一浮把它称作“闻见知识”。这些知识你得穷理，经过你的过滤，了解它的道理何在，渊源何在，如何构成，如何解释，知其然，且知其所以然，这叫穷理。还得尽性，跟自己的生命性体，跟自己的精神世界结合在一起，才能变成学问。很多人哪会有这个过程？能背下一些东西，知道一堆杂乱的闻见知识，就自觉不错了。

刘梦溪：大师是一个文化的概念，需要有非常实在的精神支撑，其中第一流的人物在文化传承方面可以称为“一代文化托命之人”。这就是张载四句教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。“为往圣继绝学”，就是文化托命，“为万世开太平”就是他的担当，就是这种家国天下的使命感，“为天地立心”，说明他的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气象，“为生民立命”，说明他跟民众群体的连接，他们关心家国天下民众命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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